完成中央所要求的工作，我感到有所焦虑。”

　　吴川只是注视了一会梁廷栋，又看向杨铨问道：“杏佛，你怎么看廷栋同志所担忧的事？”

　　虽然在1910年就加入同盟会，也在东北独立后第一时间加入了革命委员会，不过杨铨对于社会主义并没有过多的了解，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倒是对于美国政府的行政系统颇感兴趣，花费了不少精力进行过研究。

　　因此对于吴川的提问，他第一反应并没有往政治上进行考虑，而是直接从行政组织上进行了思考，因此他不假思索的就回道：“外行领导内行，这在国外本就是一个普遍现象，比如美国的各行政部门几乎都是外行领导的，上一届的海军部长被任命前不过是一个记者而已。

　　更何况，我国的共和体制也好，革命委员会体制也好，过去从来没有在中国出现过，对于所有人来说这些体制都是新事物。哪怕有些人在国外研究过共和体制，他们也不过是盲人摸象，未必就真的对共和体制有多么深刻的了解。

　　因此，我认为外行领导内行这是一种极为正常的现象，我们应当考虑的不是消灭这种现象，而是如何规范外行领导内行的行为，使之不脱离组织的施政目标。

　　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完全可以仿照美国政府的行政体系，对于组织的领导方式建立起一套行动规范。比如，我认为：第一部门领导不能越过下级发号施令，对于一个不了解部门业务的外行来说，这是制造一系列问题的开端；第二部门领导应当承担起和其权力相对应的责任，不能把自身的责任推给下级；第三…”

　　“第三是什么？”听到杨铨突然停顿了下来，吴川下意识的追问了一声。到底还是年轻气盛，杨铨终于还是没有管住自己的嘴说道：“个人不能凌驾于组织之上，我以为这是组织能够正常运转的前提。”

　　一旁的梁廷栋瞄了一眼杨铨，但并没有说话。吴川只是沉默了数秒便点了点头说道：“杏佛说的这三条组织原则，我看确实可行。我的建议是这样，第一党校内要增加行政管理的相关课程，这一课程的教科书，杏佛你可以组织人编写一本，到时交给我审核；

　　第二党内现在存在的这种分歧，我看还是处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解决这样的矛盾要依赖于政治教育和风气整顿，廷栋，你和周泽春委员碰一碰，要求各党支部开展一场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先进的同志要帮助落后的同志解决思想问题。同志们的帮助还解决不了的，组织再考虑出面挽救，组织也挽救不了的，那么就只有劝退。”

　　梁廷栋和杨铨都是心头一惊，梁廷栋虽然是最先提出干部问题的人，但是对于吴川的果断作风也还是有些打鼓的，虽然他提出问题的意图就是希望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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