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都知道，这不过是革命委员会的权益之策，等到革命委员会能够腾出手来，肯定是不会让一群前朝旧人继续把持地方上的政权的。

　　于是在一封封向革命委员会效忠的电报之中，也就有了一封封向委员会建议召开议会早定国体的倡议。东北各地的士绅地主希望，能够成立一个为他们发出声音的机构，既为了限制革命委员会今后过于削弱他们对于地方上的控制权力，也想要知道革命委员会究竟想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这关乎于他们究竟该不该支持革命委员会这样一个政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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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各界对于革命委员会的政治呼吁，何尝不是一种革命情绪在社会上发酵的结果。和南方各省民众对于革命的好奇和向往不同，北方民众对于革命这个词是比较忌讳的。特别是华北平原和东三省，这里还是以保守的社会风气为先。

　　同盟会在东北发动的数次革命号召，最终都因为乏人响应而宣告失败。而吴川之所以能够在这样的地区发动起革命，一是托了德、俄两国给与的物质资源的福气，使得他可以动员起极大的物力修建独立的训练营地，把革命军和外界隔开进行封闭式的训练，从而初步改造这些革命军人的世界观。

　　二是获得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支持，同沙皇政府斗争了几十年的俄国工人领袖们，对于如何组织和改造一个群体的世界观，还是有着丰富的经验的。当然这一群体必然要有一个共同生活的基础，而不是分散于经营活动的农民。

　　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民，是无法把集体利益放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对于个体农民来说，只要能够让自家活的好一些，他们并不介意损害集体和他人的利益。就好比俄国乡村中的富农们，仅仅因为可以从脱离村社中获得更多利益，就背弃了过去数百年来一直互相扶持的村社成员，并毫无愧疚的带走了村社中最好的土地资源。

　　而中国的农村比俄国的村社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封建伦理教育、宗族、宗教和土地租种形成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得农民在农村中丝毫得不到任何自由，虽然中国的农民并没有顶着奴隶的名字，但是他们过的实质上就是奴隶的生活。

　　东三省，特别是黑龙江、吉林两省因为移民较多，风气稍稍比关内要好上一些，但是也依然改变不了，这是一个依托于封建地主经济而建立的农业社会。面对这样一个顽固而有组织的封建乡村社会，不是派几个干部下去就能改变什么的，而这些并没有多少知识的农民也不可能轻易的改变自己长久以来形成的世界观，去同过去主宰他们命运的老爷们进行抗争的。

　　毕竟对于这些农民来说，他们最大的愿望并不是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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