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乱或发错地点，从而人为的造成美商难以及时履行合同的假像。正是在这种种不正当的竞争手段下，日本棉布在满洲的销售量赶上了美国棉布。

　　所以，我认为中、美、英、法四国在限制日本出口贸易上是有着共同需求的，因为打击了日本对中、美的出口贸易，也就是在增加美、英、法三国的出口贸易。在当前这个各国贸易保护主义越来越高昂的时代，这对于三国的贸易商来说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扎哈罗夫眨了眨眼后向着吴川问道：“如果好处都让美、英、法三国的贸易商得了，那么中国能获得什么？或者说革命委员会想要借此获得什么好处？”

　　吴川瞧了他一眼，便开诚布公的说道：“自然是关税自主权，没有关税自主的权力，中国又如何把日本货物排斥在中国市场之外？”

　　扎哈罗夫下意识的摇着头说道：“英国政府恐怕不会为了一些棉布商人的利益就放弃中国关税的控制权力的。您要知道，不仅仅是英国，各国都在中国的低关税中获得大量利益，没人会轻易的放手。”

　　吴川对此点了点头赞成道：“确实如此，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暂且不提中国关税的问题，还是先来说一说在中美两国的市场上打击日本货物的实际操作问题。

　　我认为中美双方联手打击日货，比单独限制日本货物进口要简单有效的多，也更容易获得中美两国人民的支持。”

　　佩奇终于不再沉默，向着吴川说道：“你说要让中美双方联手打击日货？这是不是有些过于艰难了，现在的中国似乎没有什么人会关心贸易上的事，而美国政府和人民也不可能邀请革命委员会操作这一商业事务，这会令我国政府陷入外交上的困境。”

　　对于佩奇的提醒，吴川表示了感谢后，方才继续说了下去。不过他并没有直接回答佩奇的疑惑，而是先讲述了一段日本棉纺织厂及缫丝厂的恶劣工作条件，及对于日本女性及童工的压迫之后，方才在几人的迷惑目光中转回了正题。

　　“…从以上这些资料可以看出，日本棉布和生丝的低廉价格，其实是建立在压榨本国的妇女和儿童的残酷剥削上的。

　　我认为在此种情况下，中美两国的人民应该为日本的妇女、儿童出声，提高她们的福利待遇，降低她们的工作时间，并给予她们个人权力上的保护。在日本的资本家不改正此种压迫底层民众的手段之前，中、美两国应当对日本棉纺织品、丝织品采取配额进口模式。

　　也就是说，只有达到了标准的日本棉纺织工厂和丝工厂，才有资格向中美两国出口棉布、棉纱和生丝织品。对于那些不按照配额进口的贸易商，政府应当制定法律予以重罚。”

　　只是听完了吴川的想法后，房间内的三人都久久未能出声，好半天之后佩奇才勉强说道：“吴，你说的这些虽然很有道理，但是当前各国似乎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照着你的想法去实施，有可能会引起国内工厂主们的反对。”

　　扎哈罗夫此时大致是相信了，面前这位中国人确实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分子，否则就不会借着这个机会提出这样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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