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魁同志负责，你个人有没有问题？”

　　对于宋云桐来说，这个选择并不坏，事实上对于党的宣传工作他始终抓不到吴川的重心，比如在批判孔教思想的问题上，他一度和自己的副手徐景魁发生了冲突，认为孔子思想并非一无是处，还是存在一些导人向善的道理的。

　　但是徐景魁则认为，孔教在中国流传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如果不直接一棍子打死，那些顽固派很快就会借助民众的疑惑心理为孔教、为旧剥削阶级翻案。而且今日的中国，人民的智识尚未开启，他们对于孔孟礼教的崇拜又是根深蒂固，如果共和党不旗帜鲜明的把孔教当成敌对目标打击，只会造成人民思想上的混乱，一旦人民失去了对于共和党权威的畏惧，那么各地士绅地主必然会借助孔教思想对共和党的人民专政发起反击，那么人民就要流更多的血泪。

　　关内孔教运动的兴起，公然要求北京国会把孔教定为国教的行动，证明了徐景魁的主张是正确的。宋云桐也清楚，他在宣传工作中栽了一个大跟头，如果继续主持宣传工作，其他同志恐怕一看到孔教的新闻，就会想起他的错误论断来了。

　　因此他只是稍稍沉默了数秒，就点头向吴川表示自己愿意服从工作调整。吴川于是接着又说道：“就目前的工作数量来看，在中央委员会之下，我们也应当成立几个地区委员会来减少中央委员会的工作量和地方上的反应速度。

　　比如建立南方局负责长江以南及南洋地区的工作，建立华北局负责山东、河北等地工作，建立东北局负责辽宁地区的工作，建立中央局主持吉林、黑龙江、外蒙古等事务。中央委员会应该承担起全局的工作和更加重要的国防事业和对外关系的梳理上来。”

　　宋云桐和朱和中对此都表示了支持，他们同样觉得自从革命委员会的控制区域扩大之后，地方上的繁琐事务现在反而成为了中央委员会最为头疼的事务。这些事务就紧迫性和社会效益而言并不能同其他事务相比，但却又关系着中央和地方，党和群众之间的联系，不理会是不行的，但是理会了就无法再去办理更为紧迫和重要的事务。

　　在这方面，中俄党员显示出了迥然相反的态度，中国党员不太喜欢深入群众的宣传，他们更喜欢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而俄国党员，除了斯维尔德洛夫少数几人外，大多数人更喜欢直接面对工人、士兵的宣传工作。

　　在吴川看来，俄国党员的这种喜好，这也许是宣传工作更能获得群众直接的反应，更让人获得成就感。但是对于中国党员来说，他们虽然渐渐开始接受劳动人民才应该是共和国的主宰，但是在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中，中国党员认为劳动人民应当按照自己规划的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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